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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闯王，而李自成，是闯将。据某些史料上说，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这话估计不怎么靠谱，但关系很铁，那是肯定的。
高迎祥的死，给了李自成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头衔，从此，闯王这个名字，只属于李自成。
第二样是兵力，高迎祥的残部，由他的部将率领，投奔了李自成。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离去者，是上天抛弃的，留存者，是上天眷顾的。
对张献忠和李自成而言，他们的天下之路，才刚迈出第一步。
第一步，是个坑。
我说过，对民军头领而言，崇祯九年（1636）是个流年，卢象昇来了，打得乱七八糟，好不容易跑进山区，人都调走了，又来了个孙传庭，还干掉了高迎祥。
按说坏事都到头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们，所谓流年，是一流到底，绝不半流而废。
一个比孙传庭更可怕的对手，即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与之前的洪承畴、曹文诏、卢象昇不同，他并非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
他是统帅。
崇祯九年（1636），阿济格率领大军打进来时，崇祯非常紧张，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张凤翼。
张凤翼，时任兵部尚书，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按惯例，如果京城（包括郊区）被袭，皇帝会不高兴，皇帝不高兴，就要拿人撒气，具体地说，就是他。
更要命的是，崇祯老板撒气的途径，是追究责任，具体地说，是杀人。比如七年前，皇太极打到京城，兵部尚书王洽就被干掉了。按照这个传统，他是跑不掉的。
但张部长还算识相，眼看局面没法收拾，就打了个报告，说清军入侵，是我的责任，我想戴罪立功，到前方去，希望批准。
崇祯当即同意，打发他去了前线。
但张尚书到前线后，似乎也没去拼命，每天只干一件事——吃药。
他吃的，是毒药。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毒药，吃了不会马上死，必须坚持吃，每天吃，饭前饭后吃，锲而不舍地吃，才能吃死。
对于张尚书的举动，我曾十分疑惑，想死解腰带就行了，实在不行操把菜刀，费那么大劲儿干甚？
过了好几年，才想明白，高，水平真高。
如果自杀，按当时的状况，算是畏罪，死了没准儿抚恤金都没有。但要上阵杀敌，似乎又没那个胆。索性慢性自杀，就当自然死亡了，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该享受的待遇，一点儿也不少，老狐狸。
这兄弟不但死得好，算得也准，清军九月初退兵，他九月初就死，连一天都没耽误。
他死了，也就拉倒了，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必须继续招工。但榜样在前面，岗位风险太高，说了半天，也没人肯干。
左右为难之际，崇祯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很孝顺，曾三次上疏，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受罚，那是在他决心处罚杨鹤的时候。
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崇祯见到杨嗣昌时，很忧虑。
局势实在太差，民军闹得太凶，清军打得太狠，两头夹攻，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在难于应付，如此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怎么办？
杨嗣昌只说了一句，一句就够了：
“大明若亡，必亡于流贼！”
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实在准得离谱。
按照杨嗣昌的说法，清军或许很强，但短时间内，并没有太大的威胁，但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大明必定崩溃。
简单地说，就是先解决内部矛盾，再解决外部矛盾。
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杨嗣昌还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历史上的名字，是八个字：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四正，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六隅，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简单地说，这个优秀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十面埋伏”。
它的大致意思是，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就让谁去管，出事的主管，没出事的协管。
听完杨嗣昌的计划，崇祯只说了一句话：
“我用你太晚了！”
对于这句话，朝廷的许多大臣都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胡扯。无论是杨嗣昌，还是他的那个什么十面埋伏，都是空口白说，毫无价值。在他们看来，杨嗣昌同志将是第三个被干掉的兵部尚书。
然而，他们错了。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危局，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杨嗣昌。
两年后，只剩十八个人的李自成，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所有的转变，都从这一刻开始。魏忠贤、清军入侵、民变四起、朝廷争斗，紧张，痛苦，毫无生机，但始终未曾放弃。
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经过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努力，他即将迎来大明的曙光。
奸人
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臣误我！”
对于这句话，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
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我认为，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地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浑蛋，一种叫王八蛋。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
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
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三年（1630）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
这事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
最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代着代着就代没了。
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成长。
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要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儿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而且这拨人，还有个特点，什么青史留名、国家社稷，那都太遥远了，跟他们讲道理、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硬不吃软。教育没有用，骂也没有用，往脸上吐唾沫都没用，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把唾沫吐到眼里，再说上一句：“孙子，我能治你！”
比如当年追查阉党，就那么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连亲手干掉杨涟的许显纯，都研究成过失杀人，撤职了事，还是崇祯亲自上阵，才把这人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