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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完美的配合，刘暹刚离开南京没三天，《大公报》就爆出了北地灾区粮食天价，湘军、曾国荃，以曾家的一世英名为山西、陕西、河南北部换来的三百万担大米，至少一半流入了京津，而另外的一半，价格就没见过低于一担米/十块银元的。
《大公报》记者多加采访、采风，取得了大量一手的真凭实据的同时，至少十名大公报外派记者，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大公报》第一次公开声讨满清暴行，叫嚣着要为报社同仁报仇雪恨！
如此一文当真称得上是石破天惊。这样的报纸在全中国流传开来，对满清的打击可想而知。同时这份报纸也给湘军和湖湘学派披上了一层光鲜的外衣，也为日后湖湘学派与《大公报》的交好奠定了基础。
满清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份报纸散的全天下都是。报纸刚送到坐镇天津的多隆阿手中时候，多隆阿就猛地站起身，迅速传名——严查《大公报》。
虽然大公报在天津的驻点位于英租界以内。
但多隆阿清楚《大公报》在天津的一些‘暗渠’，虽然不一定是全部。
－， 之前的时日里，不管是淮军坐镇京津，还是多军来到津门，《大公报》在京津一代的贩卖一直是半公开架势的。李鸿章不去管，多隆阿也不去管。
但是现在，多隆阿不能不管了。《大公报》除了公开抨击满清以外，还罗列了大批涉嫌从中谋利的地方官员的名字籍贯，以及东起京津。西到兰州，北地大小三十五个城市的粮价。又公布了南国大小三十个城市的粮价，这两边一对比简直是动摇满清统治的根基。
……
成千上万的多军士兵把天津城占得满满的。《大公报》在租界外设立的十多个发售点全部被一个不留的贴了封条。三天之内，整个京津地区明面上几乎看不到一张《大公报》的存在。那些茶楼饭馆，往日人声鼎沸，人多口杂的地方，再也看不到人拿着《大公报》吆五喝六或口若悬河，再者你争我辩的样子了。
但是眼下的时节，多隆阿就是指挥着多军开足马力的去查禁《大公报》，他能力所及的地方又能有多大呢？
半个直隶够不够？
山东、山西、陕西等地，《大公报》半公开的姿态可是一点没变。尤其是山西、陕西两省。不知道多少百姓对着满清痛骂不已呢。
两年的干旱，整个山西逃难逃荒的人数不下五百万，不少地方都出现了人吃人之景。现在大公报这么一报道，要说山西人不狠满清，鬼都不信哦！
而让全天下百姓对于‘丁丑奇荒’这场席卷了半个北方的大旱大难，有个最具体的印象的，还是李提摩太提供的日记笔录。《大公报》一字不改的刊登了上！
李提摩太生于英国南威尔斯，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英国浸礼会尽管成立于1792年，但在1869年就到中国传教。这一组织主要在山东、山西、陕西三个传教区开展工作。李提摩太在1870年来到中国。最初他在山东、东北一带传教。1876年，山东发生了大规模的旱灾，于是李提摩太就到处为灾民募集救灾物款，并邀请了几位助手帮助他。1878年。山西也发生了灾荒。李提摩太就又到山西救灾，并在山西太原开始传教。
李提摩太由太原南行300公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南行已530里。下一座城我见到了平生最可怕的景象。城门口旁边堆放着被剥光了衣服的一大堆男尸。一个叠着一个，就好像在屠宰场看到的堆放死猪的样子；在城门口的另外一边同样地堆放着一大堆女尸。衣服也全被剥光，这些衣服全被送到当铺换取食物了。城门口停放着车辆。准备装运这两大堆尸体到城外埋葬，这一带路上的树都呈白色，从根部往上10尺到20尺的树皮全被剥光充作食物。我们经过的许多房屋都没有门和窗，全部被拆掉卖了当柴烧了。屋里厨房的锅子，都是空的，因为卖不掉只好扔在那里，户主都已走光或死去。”
这个时期的山西一省还不到两千万人，官方记录是一千五百来万，但算上黑户，可能有一千七八百万。
仅仅两年不到的时间，就死亡了至少三百万人，还有五百万以上的人口逃荒或被贩卖到了外地。大灾使山西大伤元气！
历史上的山西巡抚是曾国荃担任的。整整两年时间，曾国荃为山西‘赈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万石，活饥民六百万’，山西人至此之后对曾国荃感恩戴德，专门修建生祠，以纪念他。当年《申报》对他离开山西时的场景作过报道：“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晋抚曾沅甫爵帅，由晋启程北上。……绅商士庶以及农工行户、满汉营兵皆公送。长生禄位，万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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