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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等通病，并且民间因为历史原因，存在非常大的‘民怕官’延续惯性，这两个放在一起，使得任何新政权建立时间稍长，政权既得利益者就开始损公肥私，搞特权阶级。”
“那‘只会提出问题，不会解决问题’又怎么说？”组织部长章伯钧因为还没有看到报纸，插言问道。
“它字里行间的意思，是炎黄自古以来，每个知识分子都渴望着一种内心承担。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价值、自我证实的需要。但这种承担在具体表现上，却往往很空泛，许多人只愿指点江山，却不愿躬身实干。它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炎黄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占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比如炎黄自古文人读的是圣贤书，出言必说仁义道德，号称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其实早已远离社会实际生产很多年。知识分子都喜欢宅在书斋里做学问，虽然提倡民生民主，但骨子里却非常本能的轻视体力劳动和社会现实建设。”
“咳”听到如此尖锐的评论，屋里有人不自然的咳嗽几声。
“没关系，说下去！”张澜看罗隆基望向自己，鼓励道。
“他还提到，过去二三十年民国动荡岁月，一方面国内有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整片空白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许多教授却花费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去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却对落后愚昧的民国百姓视而不见。不下基层、不想办法，只知道在报纸上发两篇文章，揭露、呼吁、痛心疾首。其结果就是二三十年下来，国内的各大学校里，文科国学大师一堆，社会建设最迫切需要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太过份了！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呢？陶行知的身体躬行呢？这到底是肯定我们，还是彻底否定我们？”由于屋里文科出身的人占了绝大多数，有些人脸色颜面非常不好看，出言反驳讥讽道。
“语言上真是很犀利啊！”
“就是啊！”
“这是要彻底否定我们的存在价值吗？”
“他们是真想播种‘民主’，还是只想实行独裁‘专政’？”
“说了半天，那红党什么态度呢？他说大师们‘无德无能，不事生产’，那他们自己呢？不也搞官僚吗？党内就没有地位阶级差别吗？”
“这个”罗隆基感到自己好像突然受到交叉火力袭击，一时间感觉形单影孤。
“隆基，有什么想法，大胆的说出来，大家不是对你，不用往心里去。”总书记左舜生出言安慰道。
“是，总书记，我明白。这样，我把整个文章内容介绍完吧。”罗隆基深吸了口气，继续说道：“文章在最后，列出了一些远景方案，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有这么几条：第一个，成立国家廉政反贪局，对贪污受贿，只要行贿或受贿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受贿或行贿，而对方提供不出相反的证据，受贿行贿事实即可成立，且不以“好处”兑现与否作为认定标准，直接判重刑；第二个，计划实施官员及直系亲属私人财产每年公示制度，处级及处级以上必须公示，国家主席也包括在内，由社会民众监督举报；第三个，不搞领导终身制，设立退休年限，副部级及以下，60岁退休，正部级上限65岁，正国级上限75岁，且即使最高领导人也只能连任2届。第四个，设立合理完善的政府管理体制，不搞一言堂和一支笔；第五个，让出法院审判权，保留政府执法权。未来立法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执法在国民政府，法院审判权交给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当然前提必须通过司法考试，而且他们保留检察院的权利；第六个，设定普选实现年限，大约50年后（受过教育的两代人先后成长起来），实现全国普选；第七个，真正提高民生水平，平均社会资源，将老百姓最费钱的医疗、住房、教育等实现国家统筹统管，这样生活水平差别不大，待遇差别不大，官也没有特权了，民众也就不怎么看重官本位了。”
“哼！纸上谈兵而已。不用别的，只需要各地政府上下串联，欺上瞒下，让这些政策失效或老百姓不知道，那些贪官污吏就可以继续鱼肉乡里。”一位坐在后排的民主政团同盟成员，不屑地评价道。
由于此时这里所有人，都不知道后世有互联网这个东西，有银行电子网络这种监控系统，有卫星电视这种政策宣传手段，所以不少人觉得这些想法漏洞很多，一时间屋内讨论声批判声隆隆。
实际上，在王凡的心中，其实只要建国后下大决心干（尤其是建国时每个人几乎没什么财产，整个社会更像一张白纸），建立经济身份证、个人身份证合二为一的信用体系联网管理系统，还是可以实现以上大部分设想和目标的。
“张老，您说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到底怎么定位，与红党接触。”组织部长章伯钧，看到赞同和反驳的人炒作一团，屋里有向菜市场转变的趋势后，苦笑着问道。
“我的意见是，不管怎么说，红党统一炎黄大陆这是历史趋势，他们建国基本也没有悬念。为了让‘民主’真正在炎黄扎根发芽，我们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力量。伯钧，你和隆基带几个人先过去接触接触。我和舜生目标太大，不方便也不现实一齐离开重庆。”
“是，我明白了！”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