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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上气氛紧张，一片忙碌，连续数日的军委会议自确定团结一致、全面抵抗的大原则之后，会议由务虚转为务实，于是方方面面的复杂关系随之暴露出来，集团军序列番号之争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他的诸如武器装备的换发增补、兵员的补充配备、军以上主官的任命等等，无不牵涉到各个集团和个人的切身利益。
身负十余个职务的安毅，一点儿也不轻松，为了本集团利益，自然也不能超然事外，但是富裕的安毅集团不屑去争取什么编制和番号，除胡家林掌控的第五军团之外，安家军如今已经拥有司令部驻扎宜昌的二十四军、司令部驻扎思茅的二十六军、司令部已移防叙府的新二军、湘西张弘栾第四十九军、黔西石珍第六十九军五个军，以及滇南、叙府、宜昌、汉中四个师级警备部队。
这些番号如今都是实打实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常设番号，与随时都能撤销或颁布的集团军、军团番号大不一样，因此，优势突出占据主动的安毅，根本不愿意去和一帮元老争夺集团军番号的虚名。
安毅需要争夺的是军队核心集体的地位，争夺在全国军队中享有的实际权力和一些完全可以争夺的重要职位。
在论资排辈的中国官场中，虽然安毅位高权重，但相对于军中各派元老，他的资历始终是个大问题，而且还有黄埔系内部诸如胡宗南、关麟征、黄杰等人的嫉妒与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安毅和他的智囊们选择了合作与妥协，尽最大努力保持安毅在军政界的领导地位。
其中一件事最能说明安毅集团奉行这一策略获得的利益：
蒋介石为平衡各方面势力，重新启用两次背弃他但仍在黄埔一系和军界拥有重要影响力的何应钦，加上军中元老程潜身为总参谋长却被架空、进而主动要求辞职的情况，蒋介石在力挺陈诚控制军政部的同时，也不能不考虑何应钦的安排，于是就有了何应钦辞去了军政部长职务，转任总参谋长一职的安排。
蒋介石为此两次招来军中少壮派领袖安毅做工作，安毅对何应钦重新担任总参谋长的提案，予以谨慎支持，换来原属总参谋部的赵瑞第四厅脱离总参谋部，升级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的第四厅，仍然由军事委员会常委、副总参谋长安毅上将统辖，直接对蒋委员长和国防会议负责。
就这样，第四厅无形中等于升格一级，全体将校也随之官升一级，赵瑞的军衔随之变成了中将加上将衔，权势更为显赫，而直接领导这一重要军事情报部门的安毅，实际权力也随之加强。
蒋介石吩咐安毅把冯玉祥等人请进来，共同商讨应对华北战局的策略，说明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大战在即，所有会影响到内部团结和彼此利益争夺的行为及思想，都必须停止。值此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全党全军的精力必须放到“一致对外、保家卫国”的大局上。
蒋介石之所以会让安毅做好随时飞赴华北主持大局的准备，无疑是预料到了最坏的结局：平津失守之后，如何阻挡日军南下的脚步？放眼全军，也只有资历最浅但是立场最为坚定、指挥能力也最为突出的安毅堪当大任。
军委常委会议在这样的紧急的情况下召开，包括海军司令陈绍宽在内的三军将领尽数出席。
会议在蒋介石亲自主持下，很快形成统一意见：原计划调任西安行营主任的程潜，两日内飞抵保定，接过蒋介石兼任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一职，华北各军的战斗序列，分别为宋哲元担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刘峙担任司令的第二集团军、胡家林担任司令的第五军团，其余驻扎华北、晋察冀地区的隶属中央统辖的各军各师，均按上午讨论的基本序列，按照战事发展的要求组建颁布。
蒋介石在庐山紧锣密鼓制定战略大计之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也在召开紧急会议，激烈的争论、愤怒的吼声贯穿始终。接到紧急报告的日本国内大本营，也在同一时候举行最高战略会议，性格偏软的、在日本军界被称之为“纸上谈兵”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中将，受到了来自日军军政两界及各大派系的公开质疑。
日军在万庄镇的损失不算多大，一百六十余名官兵死亡、两百五十余名日侨毙命、三百五十余桶燃油焚毁、十八吨武器弹药被炸、六辆大小汽车以及一批辅助物资和粮食的损失，比起第二十师团近乎两个联队的覆灭，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但是，此次突发事件的敏感时间点、所造成的重大政治影响以及对日军尊严的打击，远远超出任何军事、政治领袖可控制的范围，大日本皇军的声誉受损不提，中国军队日甚一日的抵抗精神，足以令整个世界为之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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