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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说，在一场场灰色的交易中，本该居于关键地位的机场却被边缘化了。
“机场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无法根据自己的运营发展需要引进航空公司，合理分配时刻资源。”磐石机场的高管表示，磐石机场一直想争夺航班时刻话语权，并说，“机场不是突然有这种想法的，航班时刻一直都是各机场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机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非航空业务收入，比如机场服务费等。众所周知，机场费是按旅客人数收取，对于机场来说，有更多的时刻就有更多的航班运营，这样才有更多的收入，所以航班时刻对机场来说非常重要。但目前在时刻的分配机制中，机场被完全排除在外了，这是不合理的。”
范无病点了点头，表示了解。
其实自己投资了这么多钱来搞机场建设，到头来居然还要听别人指挥，确实很有问题，应该把这个规矩改了才是，机场方面制定的时刻和航线，最多报备一下就行了，完全没有听从别人的指手画脚。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一系列的腐败案件中，机场腐败案甚至不具备民航特色，就如同首都机场原常务副总经理，是因为涉嫌在安保设备采购中违规操作被双规的。
民航局副局长曾受同学之托，向负责首都机场安保设备招标的副总打招呼，请其对以色列一家公司给予关照。
随后，这位副总没有履行正常的招标流程，就采购了以色列公司生产的安保设备，其中一部分设备曾计划用于防爆工作，传说还在被调查中的大连国际机场总经理的问题也是与建设工程有关，而这些是各个行业的共性，并不具备民航业特征。
正因为如此，才有人会说机场是被排除于民航业权利圈子之外了。
繁忙机场航班起降时刻资源的稀缺并不是只有中国存在，而是世界性现象。
多年来，为保障航空公司运作的稳定性，国际上通行祖父条款，容许航空公司世袭航班时刻。西方航空当局注意到祖父条款对于后起航空公司公平竞争的损害，通常规定在航班时刻有限制的机场，要将新增的时刻优先分配给新航空公司和新开航线，而不是优先给予基地航空公司。
而在国内，则完全不考虑到竞争和垄断的问题，只是谁出钱贿赂自己，就把航线和时刻有限分配给谁，这已经是完完全全的行业腐败了。
民航部门的资金高度密集和成长空间大，使得民航产生腐败的机会更多、风险更大、后果更严重。民航近来发生的腐败案件，九成以上都是发生在财务、投资、工程建设、物资设备采购等领域。而乱投资、乱拆借、乱担保和小金库问题也非常突出。
事实上，这些仅仅是民航业产生普遍的腐败的表面原因。
民航业腐败案几乎都是权力寻租案，中国民航业过多的审批机制，带来了寻租空间。由于设立新公司、引进新器材、开通新航线、调整时刻甚至飞机在机场过夜等所有业务决定，事无巨细都需要有关部门的审批，随之而来的，是无所不在的权钱交易。
比如，要想经营某条航线，唯一的途径就是报批。包机公司看中了某条航线，需要先向相应的地区管理局报批，再由民航局审批。先拿到航线经营权，再申请航班时刻，此后再转让给其他航空公司。
在一系列的审批和转让过程中，铸造了巨大的权利黑洞，多位民航系统高管的落马都与包机业务有关。
再比如引进飞机，按照程序，所有的机场规划建设和航空公司购买飞机都需要上报民航局，民航局审批之后又要上报到国家发改委。
其中，具体采购多少架飞机，什么飞机，每家航空公司分多少架飞机，各个审批环节都至关重要。在政府机场建设资金和年度飞机引进总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审批不仅意味着项目能否成行，还意味着可否获得政府投资和银行贷款。
除了政府部门，垄断性质的机场也有权，连号称市场化的国有控股航空公司也有权。权力无处不在，看似环环相扣，事实上为寻租制造了大量漏洞。
现在改革尚未开始，但是民航总局已经放出风来，说将来国内所有城市、所有航线都不再需要航空公司向民航总局申请审批，只需向总局报告备案。
当然，事情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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