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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范亨对于这件事情还是比较了解的。闻言就说道。
“那就，长话短说嘛——”对于老爸，范无病是没有什么顾忌的，再说在座的朱老板也不会责怪他什么，于是就要求道。
宋晴笑道，“还是我来说吧，相关的资料我都整理过。”
“那也很好，你的普通话比我老爸标准，而且悦耳。”范无病立刻赞同道。
“你这小子——”范亨闻言笑着摇了摇头，对朱老板显示了一个无奈的动作。
“哈哈哈——”朱老板顿时大笑，“以无病的性子，确实不宜进官场。”
于是宋晴就把春兰改制的事情，给范无病说了一遍。
两千年十月的时候，在产权改革声浪渐起、苏南模式开始大规模转型的背景下，春兰董事会发出公告，宣布在不涉及国有资产的前提下，春兰集团公司从近五十亿元的集体资产中切割百分之二十五，用现金按一比一的比例向经营层和万余名员工进行量化配股。
春兰老总陶建幸认为，春兰改制符合中央政策，因此便高调推行，顿时引来了舆论的广泛而热烈的关注。
他看上去已经考虑到了种种可能存在的隐患。比如说，改制方案明确规定，公司不得以包括担保、资助、借款等在内的任何形式帮助任何人购买公司股份。
为了解决技术性问题，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和春兰方面达成协议，两家银行以股票质押方式向春兰全体员工提供百分之九十的贷款。
为了避嫌，陶建幸还拒绝了接受其他人提出的管理层控大股的建议，而是实行普惠制，这也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超过价值数亿元的股份。
当时陶建幸对记者说，有关部门考虑过给他春兰集团的百分之十的股份，但他拒绝了。在春兰拼死拼活干，真的不是为多赚钱。给他七个亿，干什么花呀？在他心里，春兰似乎是自己的孩子，金钱对他的驱动力为零。
然后他的自信和高调，意外地让自己成了舆论讨论的焦点。
当春兰改制方案出台之后，有人就计算了一番，然后说，春兰改制将一夜之间造就上千个百万富翁、上百个千万富翁以及好几个亿万富翁，陶建幸本人的财富自然成了最大的聚焦。
改制前，他的月薪为三千五，而根据改制方案，他大概可得五千万左右。
于是，种种质疑接踵而来，第一个质疑是，春兰到底姓啥？
有人设问道，春兰的国有股份所占比重为百分之七十五，按照春兰的方案。在员工购买股份时还将以一比一的比例配给职工分红权，那么这部分的分红权从何而来？是否意味着国有股东放弃其分红权利而让出了一块？这是否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第二个质疑是，陶建幸凭什么？
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一个享受显赫政治地位的改革人物，一夜之间摇身变成亿万富翁，跟传统的价值判断实在存在很大的认知落差。
最后一个更大的质疑是，春兰效应将带来什么？
有人评论说，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之一，是一些经营者在国有企业的产权改制过程中，实现了财富的迅速膨胀。
如果转制成功，陶建幸便可能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先锋和财富的标兵。春兰集团的举动向世人显示，干国有企业照样可以成为富翁。
春兰改制完成之后，中国可能出现一波儿国有企业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像青岛海尔的张瑞敏、青岛海信的周厚健、四川长虹的倪润锋都可能成为中国新世纪历史上的第一批资本家。
“这都是一些很难正面回答的质疑，在某种意义上，它几乎触及了企业改革中一直被隐晦回避的制度和道德底线。”宋晴对范无病说道，“陶建幸的高调让春兰改制意外地陷入了一场十分敏感的大争论中，有的人把春兰改制视为国内大型国有企业中，数量级最高的一次突破性变革，全中国都凝神屏气地关注着这件事。”
而另外的意见则直指，陶建幸用几十天时间就把春兰给瓜分了。
有媒体采访江苏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他很有技巧地回答，他个人对此表示支持。
而中央有关部门官员则称，国家并未制定可以这样做的相应政策。
很多经济观察者则评论说，春兰改制尽管从经济理论上讲，似乎并无不妥之处，但所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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