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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里的大福河（海哈尔河）畔的侦骑在岸边发现了两名身上中箭、昏迷不醒的己方信使。
经过一番抢救，一名伤势较重的信使不治身亡，而另一名被救醒的信使却向负责这支侦骑的骑兵排长报告了一条令所有人震惊的消息——大周开国男、右威卫上将军、殿前司步军副都虞侯、北伐左路军都虞侯吴鹏在豫州城与万余契丹军遭遇并被团团围困在城内，如今已是危在旦夕。
消息传到临潢城，杨新的第一个反应却是信使在谎报军情。实际上，漫是杨新，就连找到信使的那位骑兵排长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认为对方在胡八道。因为，自打在永州长宁城围歼了契丹上京留守韩匡嗣的五万大军、在临潢城消灭了一万契丹守军后，北伐左路军从杨新、王峰、吴鹏以下到每一名普通兵士，都认为临潢府乃至整个上京道已无契丹军重兵集团——而这也是当初杨新敢于同意吴鹏只率千把人就去进攻宁州和豫州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是以，初闻吴鹏被契丹上万兵马围困于豫州，杨新自然不会相信。
只是，事实就是事实，无论杨新愿不愿意相信，都不能改变它。随着前来报信的骑兵排长将从信使身上得到的吴鹏亲笔密信及随身信物递到杨新手上，后者心中最后一点希望也就此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懊恼、担心和内疚。
不过，出现这样的情况实在是怨不得杨新。一来，吴鹏此次出击宁州和豫州乃是其自己极力请求的，并非杨新主动安排。二来，契丹上万兵马突然出现在豫州而未被事先发觉，原因是多方面的，责任也不能全算在杨新一个人的头上。
起来，吴鹏被困豫州的原因很是复杂，其中既有连番大胜之后的轻敌，也有对乌古敌烈统军司及西北路招讨司两司兵马救援临潢府能力的估计不足，同时还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在里面。
轻敌思想使得杨新等人对草原方面契丹人动向的打探相对薄弱、松懈，且将这一方面的侦察重点放在了怀州、庆州方向，以至未能提前发现自宁州、豫州进入临潢府的契丹军；对乌古敌烈统军司和西北路招讨司两司发兵救援临潢府的能力估计不足，使得杨新等人做出错误判断，认为临潢府左近、周边已无契丹成规模兵马，以致竟会同意吴鹏只带千余人且其中只包括“游骑兵营”一个连的情况下远离北伐左路军主力作战；而最终对吴鹏所部被围起到直接作用的，却是负责传递辽穆宗耶律璟圣旨的那几队信使的命运。
身在“春捺钵”的辽穆宗耶律璟得知周军大举北伐的消息后，在随驾重臣的建议下，接连发出几道圣旨，命令上京留守韩匡嗣坚守临潢府、命令西北路招讨司及乌古敌烈统军司派兵支援临潢府，并着重强调要保卫好太祖陵寝、命令东京留守耶律和里调集本道兵马，一方面增援“春捺钵”，一方面加强辽阳府防御。结果，负责向西北路招讨司及乌古敌烈统军司、向东京留守府传递命令的信使由于绕开了临潢府的战场区域得以顺利完成任务，将圣旨交到了接旨者手中。而负责给韩匡嗣传旨的信使却因为正好经过永州附近，不幸成为了游弋于永州周边的周军侦骑队的目标，在离临潢城还有近两百里远的地方一命呜呼，根本没有将圣旨送到。
于是乎，韩匡嗣及其手下文武官员在争论多日后，做出了与圣旨相悖的决定，被反水的萧达祥引到了永州城外，全军覆没。而接到圣旨的西北路招讨司及乌古敌烈统军司却决定遵旨而行，冒着草原诸部族趁机反叛的风险，在已经向临潢府派出两万多兵马的情况下，再次集结起了一万五千大军，前去增援接旨之前刚刚来信救援的耶律沙所镇守的祖州，以保大辽太祖的陵寝不受骚扰。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避开周军可能的阻截，这支增援的契丹军没有选择距离近且易走的庆州、怀州路线，而是舍近求远的绕道豫州、宁州路线，以求能够出其不意的出现在周军背后，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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