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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关键的是，由于这种变化是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发生的，是以穿越团队众兄弟要么对这种变化并未察觉，要么已经将这种变化看作是理所当然，根本不在意。可以说，超过十六年的穿越生活，特别是将近八年的后周朝堂政治生活，在令这些穿越者实现了自己当初“不做历史的见证者，要做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理想的同时，也令其由一群努力保持自己思想上的独特性，并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努力维护在他们看来更先进、更有效、更有前途的政治制度的外来者，变成了一群已经基本融入这个时代的从政者，且几乎已经完成向这个时代标准统治阶层的转型。
于是，当张维信提出将五哥推上皇位取周以代之时，早就有此想法的徐绍安马上举双手赞成，而觉得这一提议可以为穿越团队及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李俊武亦是连连点头称善，并在三人统一思想后即刻向王崤峻提出，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样重大的决定，根据穿越团队的规章制度，其决策过程需要由委员会提出建议，经过委员会扩大会议乃至穿越团队全体大会表决通过后方能着手实施。因为在他们三人心里，自己作为朝廷重臣、权臣、作为参与朝廷所有重大事务决策的宰相级的人物，只要三个人的意见统一，且五哥（五弟）不表示反对，便可以付诸实施，而不必再去考虑其他人的意见和看法。
可问题是，虽说张维信在提出这一建议之前，曾以不同方式且不着痕迹的探听过赵大伟、梁子岳、郑知微、曾志林等与自己关系密切或者说是王崤峻所代表的“东山派”的核心亲信成员对此事的态度，并得到了这些人的积极响应；虽说徐绍安和李俊武在听到张维信的建议后，也曾在自己所代表的“西谷派”两大山头（“装步营”和“修理营”）内部向部分心腹亲信成员透露过口风，并得到了或明确或暗示的赞同。可说到底，他们征求意见的范围依然是有限的，漫说是像以钱远山为代表的“坦克连”山头、以谢天为代表的“海滨渔村”山头等小团体的态度他们并不算了解，就连他们所代表的派系内部是不是所有人都会支持他们的这一建议都还在两可之间。毕竟，他们的建议其中所包含的利益实在太大，谁也不敢保证那些原本支持他们的派系和山头内部成员会不会生出别的什么想法、会不会为了获得更大利益而转投到其他派系或者山头去。所以，尽管张维信的建议肯定会得到穿越团队部分成员甚至是大部分成员的赞同，但要说其会得到所有穿越团队成员无条件的支持，那就有些自欺欺人了。
至于召开全体大会就此事进行投票表决，这个想法只不过在张维信等人的脑子里存在了一闪念的时间便被放弃了。因为饶是张维信等人见多识广、眼界开阔，以前也只是听说过或者参与过选总统、选主席、选大人代表的活动，却从来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大家投票选皇帝的事情。毕竟，无论是总统也好、主席也罢，那都是有任期限制的，就算允许你连选连任，也不过是干上个十几二十年。到期限了之后，无论你愿不愿意都得交权、都得下台。可问题是，当总统、主席可以有期限，到期了必须下台，当皇帝怎么可能有期限、又怎么可能到期下台？真要照此执行的话，结果肯定就是天下大乱、你争我夺，重现五代十国的悲剧。
或许让这位被“选举”出来的皇帝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手腕转行当“独裁者”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这样一来又与直接当个正牌皇帝有什么本质区别。到时候，该赞同的人还会赞同、该反对的人还会反对，事情转一圈依然会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根本就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办法。
眼见自己这边一时没有好的办法解决对方的疑虑，而面对可能引起穿越团队四分五裂、可能会威胁到其本人乃至其妻子儿女身家性命的结果，五哥（五弟）王崤峻在自己的疑虑彻底打消之前也绝不会轻易接受坐上那把龙椅的建议，张维信、徐绍安和李俊武虽然将对方推到那个位置的心情很是迫切，却也明白这“强扭的瓜不甜”，而且以五哥（五弟）的性格和威望，也不是自己想扭就能扭得了的。有关取周而代之之事尚需从长计议，不可操之过急。所以，在沉默半晌后，张维信等人只得暂时将这一想法放到一边，转而求其次，将一步到位变成分步而行，再次提议五哥（五弟）利用此次“韩通骂殿”事件的机会，在清除后周老臣的同时进一步抬高自己的地位和声威，要求柴宗训封王，并以皇帝年纪尚幼、无力把握朝政为借口总理朝政。对此，王崤峻倒是没有什么异议，当即点头同意。
建隆六年阴历八月初九，后周朝廷以韩通君前失仪、妄议朝中重臣、大闹万寿节为名，宣布罢免其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等职，贬为没有任何实权的散官——沧州观察使。
就在大家以为“清园”兄弟看在其是前朝老臣的面子上放其一马、饶其不死，以为“韩通骂殿”一事就此画上句号的时候，建隆六年阴历八月十六，中秋节过后的第二天，韩通府上一名管事却跑到开封府告密，举告韩通因对朝廷处罚不满，不但在府中诽谤朝臣、妄议朝政，更在与朋友饮酒时指责官家、中伤天子。开封府接报后不敢怠慢，立即上奏朝廷。于是，建隆六年阴历八月十七，后周朝廷再次下旨，削夺韩通一切官职，将其及其家人尽数发配琼州府。
建隆六年阴历八月二十二，负责押送韩通一家前往琼州府的官员奏报朝廷，称韩通在发配路上仍不知悔改，屡屡辱骂朝廷官员乃至当今天子。于是，在被发配琼州、离开开封城八天后的建隆六年阴历八月二十五，后周朝廷第三次下旨，赐韩通毒酒一杯，命其自尽。韩通在接旨后大哭一通，饮鸩而亡。其妻儿家眷则继续被押往琼州府，一路上境况凄惨，其正妻长子皆死于非命，最终能抵达目的地的家眷十不足一。
韩通虽死，事情却并没有就此完结。就在韩通被赐死的当天，包括王溥、范质在内的数十名与其一同“诽谤朝臣、妄议朝政、指责官家、中伤天子”的大臣或被夺权、或被罢官、或被下狱、或被发配。自此，后周朝廷之中的前朝老臣尽数被驱逐出朝堂，整个后周朝廷完全成为了“清园”兄弟及北平军一系大臣的一言堂。
建隆六年阴历九月初一第一份请封宋国公为王的奏折出现在了小皇帝柴宗训的面前，至九月十五，朝中文臣武将请封王崤峻为王的奏折已然堆积如山。漫说此时的柴宗训不过是个没有任何自主权和决策权的傀儡，就算他是亲自主政的实权皇帝，面对这样的情况也不敢轻易否决大臣们的奏请。是以，虽心中极不情愿，柴宗训也又不得不在请封宋国公王崤峻为王的奏折上朱批允准。
建隆六年阴历九月十七，后周朝廷下旨，进宋国公王崤峻为宋王，加九锡，食邑三万户，位在诸王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下拜，以天子旒冕、车服、旌旗、礼乐郊祀天地，开衙建府、总理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