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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达成，安东实力大减，圣主和中枢不费吹灰之力就完全控制了安东，然后就可以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了。
计是好计，风险看上去也不大，基本胜券在握，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旦此计失败，安东再创奇迹，借助第三次东征迅猛发展，圣主和中枢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帮助安东形成了割据称霸之局，必然会狠狠打击圣主和中枢的威权，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到那时就要人出来承担责任了，而负责谈判的段达、崔弘升首当其冲，难逃厄运。至于宇文述，只要圣主当政，他就是政治上的“不倒翁”，试想第一次东征大败何等罪责罪？结果如何？宇文述现在依旧是权倾朝野的军方第一大佬，依旧是圣主的绝对心腹，依旧是中土最高决策层的核心成员，这足以说明问题了。
段达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崔弘升神色严峻，越是深入思考，心中的不祥之感越是强烈。
崔弘升从这道诏令中敏锐察觉到行宫对安州和东北形势做出了新的评估，这应该源于古北口的最新奏报，安州北征胜利结束的消息肯定给了圣主和中枢以极大震动，让他们意识到安东的实力正在迅猛发展，招抚的变数因此大大增加，而唯一对策就是加快招抚速度，唯一办法就是做出更大的妥协和让步，但圣主和中枢绝无可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绝无可能授予安东自治权，所以才有了这道在关键处“含糊其辞”但在目标上又非常明确的诏令。
为何关键处“含糊其辞”？灵活变通的上下限又是什么？很明?，这是圣主和中枢有意为之，故意推卸责任的一种手段。执行者做好了，有好结果，皆大欢喜，反之，只要结果不好，不论执行者做出了何等努力，都要承担因此所造成的全部责任。
圣主和中枢为什么要推卸责任？显然已经预料到没有好结果。为何有悲观预测？从圣主和中枢的立场出发，绝无可能授予安东自治权，换句话说，就算宇文述、段达和崔弘升招抚成功了，以自治权换回来安东的归附，圣主和中枢也不会承认这个招抚承诺。由此不难推及，圣主和中枢要在自治权上出尔反尔，于是利用谈判蓄意欺骗安东，并利用谈判结果来诱使安东跳进陷阱，打算一石二鸟。如此一来，成功了大家都有功劳，上上下下都有动力算计安东，反之如果失败了，替罪羊就是宇文述、段达和崔弘升这三位谈判代表，而宇文述、段达都是圣主的亲信，最终深受其害的也就是崔弘升，所以形势很明显，这场招抚谈判的压力实际上都落在了崔弘升一个人身上，成也崔弘升，败也崔弘升，就此把崔弘升逼上了绝路。
崔弘升郁愤之余，对李风云的“先见之明”亦是大为叹服，联想到李风云与崔氏秘密合作以来的诸多不凡预见，崔弘升不禁感慨，虎父无犬子，李德林乃一代先贤，而其后代不论是李百药还是李平原，都是当代人杰，未来必有一番大作为。
崔钰、崔九千里迢迢远赴东北赤峰，亲自拜会李风云的最大成果，就是为崔弘升赢得了一个逆转危局的机会，虽然风险很大，但舍此以外，别无他途。崔弘升初始还有些犹豫，对李风云的预测深表怀疑，对双方之间的合作非常谨慎，但现在看到这份诏令，再看看宇文述和段达的态度，崔弘升不得不承认李风云的预测是对的，自己当真跳进了圣主和改革派的陷阱，成了一头宰割羔羊，如今为了自救，唯有铤而走险。
宇文述没有给段达和崔弘升太长时间思考，“时间紧迫，任务重大，今夜必须商量个结果，必须敲定这场谈判的底线。”
段达不假思索地说道，“自治权不可妥协，一旦妥协，对中央集权的打击太大，影响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
崔弘升手抚长髯，沉吟不语。
宇文述和段达都望着他，等他开口说话。
“所谓灵活变通，说白了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崔弘升目露不屑之色，“既然都不择手段了，还顾忌什么？当然能骗就骗了，先把安东骗到手，先把开疆武功拿到，先解圣主和中枢的燃眉之急，之后想方设法继续骗，拖延推诿，用尽一切手段，只要把安东军队骗到东征战场上，则大局可定，安东也算是落袋为安了。”
“计将何出？”宇文述当即问道。
“关键就在灵活变通上。”崔弘升故作高深地说道，“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我们不给安东自治权，也就无法把安东军队骗到东征战场上，所以自治权肯定要给安东，只是如何给，那就要变通了。”
“如何变通？”宇文述追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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