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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的立场来说,宇文述肯定要去前线,圣主和中枢唯有通过宇文述,才能如臂指使地遥控远征军,让远征军按照圣主和中枢的意图去实现攻击目的,但总指挥绝对不能是宇文述,必须是其他人,于是于仲文非常不幸地坐上了这个“烫手”位置。
于仲文心知肚明,不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位置都是他的,但他是什么人？他岂肯做“替罪羊”？岂肯为他人做嫁衣？大军上了征途,他就牢牢抓住了指挥权,根本就不卖宇文述的帐。我说怎么打就怎么打,你不要啰嗦,更不要于涉,打输了我认了,打赢了功劳少不了你的,总之一句话,前线我说了算。
宇文述岂肯放权？事关重大,他不敢放权,任由于仲文为所欲为,因为他知道圣主的秘密,圣主要求他不惜代价向平壤推进,以牵制高句丽人的主力,掩护来护儿的水师先打平壤。但这个秘密于仲文不知道,于仲文还以为来护儿在海面上等着他,与他一起联手夹击平壤,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于仲文会稳扎稳打,徐徐推进,利用己方的优势,利用敌人的阻击,想方设法在平壤城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样既有利于后期的攻城大战,亦有利于己方从容撤军。如此一来远征军的推进速度就慢了,对高句丽人的牵制力就弱了,就不利于来护儿攻打平壤。
事实也的确如此,于仲文求稳,他嘱咐各军统帅务必求稳,切莫冒进,切莫让卫士们筋疲力尽,宁慢莫快,而高级军官和基层军官之所以纵容默许士兵们私自“减负”,也正是因为于仲文从这一命令中所传递出来的“消极怠战”的讯息。至于于仲文是不是有心利用粮草不足做文章,是不是早就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是不是以无功而返为目标来制定行军计划和攻击部署,那就不得而知了。
无奈之下,宇文述唱白脸,处处与于仲文对着于,而刘士龙唱红脸,屡屡与宇文述对着于。于仲文做决策的时候,不能不与宇文述和刘士龙商量,但宇文述与他对着于,而刘士龙又与宇文述对着于,两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而于仲文对这两个人敬而远之,一个都不相信,结果可想而知,鸡同鸭讲,三个人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
到了鸭绿水,于仲文更谨慎了,迟迟不渡河。宇文述气不过,于脆给他挖坑,你既然不渡河,那于脆就以粮草不足为由,上奏圣主和中枢,不走了,这仗不打了,今年的东征到此为止吧。
这样的奏章于仲文当然不会写,写了也白写,圣主和中枢即便现在“放他一马”,但这笔帐肯定记上了,秋后一起算。
三个人正在为是否渡河、何时渡河争执不下的时候,高句丽的使者来了。来者身份高贵,高句丽王下第一人,宰执乙支文德。
乙支文德开门见山,说自己是来投降的,为避免高句丽亡于战火,为拯救无辜生灵于水火,愿为内应,只待远征军杀到平壤城下,就为远征军打开城门,献上高句丽王的人头。
奇迹出现了。
刘士龙非常高兴,当即与乙支文德具体洽谈,并火速奏报圣主和中枢。
刘士龙是坚持以外交手段解决远东危机的中枢重要成员之一。从中土的远东利益来说,中土的确需要高句丽来约束远东诸虏,稳定远东局势,但前提是,高句丽可以比远东诸虏强大,但不能凌驾于远东诸虏之上,称霸远东。只要高句丽不称霸,不对中土的远东利益构成威胁,那么高句丽就是中土最好的远东附庸。从这一目标出发,东征的确以外交手段为佳,毕竟灭了高句丽之后,远东局势也就乱了,虽然诸虏混战也有利于中土,但对边疆安全的潜在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若能以武力迫使高句丽放弃称霸梦想,世世代代臣服于中土,还是最符合中土的利益。
这时候宇文述又唱白脸了。临行前圣主给了于仲文和宇文述密令,若有机会,就捕杀乙支文德。高句丽人失去了乙支文德,就如恶狼失去了爪牙,再无反抗之力。宇文述劝告于仲文,不要对高句丽人抱有幻想,也不要违背圣主的密令,马上抓捕乙支文德。
于仲文犹豫了。之前圣主和中枢一直都想以外交手段来解决远东危机,但被高句丽人耍了,于是恼羞成怒,决心以武力摧毁高句丽,这才有了远征军千里跃进直杀平壤,但如此一来战局就变了,高句丽人危在旦夕了,于是乙支文德来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平壤内部分裂了？如果平壤内部分裂了,这个机会就不能错过,否则将来圣主和中枢怪罪下来,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当然了,乙支文德也有可能是诈降,以诈降来阻止远征军的攻击,但这个判断自己不能下,而应该由圣主和中枢来做出,这样不论对错,责任都不是自己的。
另外于仲文的确不想去攻打平壤,远征军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实施段文振遗策,除非发生奇迹,否则胜算极低,一旦兵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于仲文也存了拖延的心思,正好乙支文德来投降,那不论真假都可以拖延一段时间,正符合于仲文的心意。
宇文述岂肯让于仲文如愿？你不抓,我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