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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舆说的这番道理听起来费解，其实设身处地去想就很容易明白。
自从开国的武皇帝驾崩，大晋朝廷就从来没有一天安稳。为了将智力有缺陷的皇帝陛下控制在手，攫取王朝的最高权柄，外戚、勋臣、皇后、宗室彼此攻杀，酿成了波及天下大半、数十万人参与的连场大战，硬生生地将大晋的开国盛世摧毁。在这个过程中，是非黑白早已经纠缠不清，谁也说不明白。而牵扯进其中的无数人，是为了功名利禄也罢、是为了伸张大义也罢、是为了苟全性命也罢……林林总总，也都说不清楚。到最后，怀抱着不同目的之人，还不是都在同一潭混浊污水中扑腾么？
既然那高高在上、自以为是胜利者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身首异处；那么，所谓的失败者就大可以坦然地面对失败，顺理成章地另仕新主了。既然身在泥水之中，一时的浮浮沉沉算得什么呢？那些阿谀、投靠、出卖、背叛又算得什么？待到高踞上位者三五回更迭以后，每个人都是朝秦暮楚之辈，每个人都由里到外黑得通透，再无区别。
便如刘舆、刘琨兄弟，虽然辗转高门、历仕多主，一旦投入东海王麾下，立即就凭借军政长才成为重臣。刘琨身荷一方之重就不必说了，刘舆为幕府左长史，许多时候甚至可以直接与东海王讨论决定幕府大政，足见已跻身核心人物之列。
但正如刘舆所说，惠皇帝驾崩、诸王凋零之后，有资格问鼎之人已经屈指可数，十余年惨烈的政争终于到了尽头。眼下的局势聪明人无不看在眼里：能够夺取最终胜利的人业已经分明，或者是执掌天下权柄的东海王司马越，或者是力图振作的昔日豫章王、当今陛下司马炽，二者必居其一。因为这个缘故，东海王与皇帝也就非此即彼，势如冰炭。今上即位不久，就挟裹朝野力量向东海王施压，迫使东海王诛杀了自家得力党羽、试图拥立清河王的御史中丞诸葛玫。这场使得东海王怒火中烧的白刃战，已足以证明两家的斗争必然你死我活。
相对皇帝于东堂聚集群臣以养人望，力图在朝堂上压制东海王。东海王一方面分布诸弟占据各处长安、邺城、襄阳等军事重镇，另一方面先后自中枢向并州、冀州、青州、豫州等地派遣任命地方官员，以攫取实际军政权力来抗衡。这些方镇大员就任之后，无不对洛阳视若无睹，而以东海王马首是瞻。在他们的带动之下，连幽州王浚、兖州苟晞一类东海王的盟友，也不得不随之做出服膺的姿态。
从古至今的官场都是如此，居于上位者看人，看的是态度、是倾向、是站队。站队正确，便有千般恶行，举手之间便可轻轻抹去；而若是站队不正确，哪怕方镇大员、哪怕中枢重臣，最终必然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如王浚、苟晞之类，都是精通官场手段的老手，自不会在这关键时刻犯错。
一时间，通往洛阳的邮驿人丁稀少、驿卒无所事事，通往许昌的官道上车水马龙，使者往来如织，蔚为壮观。姑且不论这些使者们内心真实想法如何，此类场景本身，确对洛阳诸衮公形成了强大压力。
问题是，众方镇争相献媚的时候，偏偏代郡并不如此，其行状就如同潮水褪去后裸露出的礁石那样格外醒目了。
晋阳大战后不久，陆遥陆道明得东海王之力被推举为鹰扬将军、代郡太守。此举固然出于县主有意无意的推动，本身也是东海王众多部署中的一个环节，既对力量暴增的并州略加削弱，又恰可以弥补北疆防线上并州、幽州之间的缺口，堪称绝妙。可陆遥接受任命后，自夏至秋半年过去，先率领麾下众将先横扫代地，又出兵濡源和幽州军恶战一场，拼命扩充自家势力；期间却从没有一个使者及于东海王驾前，也不曾向洛阳朝廷发去片言只字。这一来，叫刘舆如何能放心？东海王自身想必也会考虑，对一个政治态度远未明朗之人轻易授予边疆大州的军政全权，或许太过轻率了吧？
竟陵县主一时无语。
昔日她在太行山中招揽陆遥未果时，确曾体会到陆遥内心深处的凛然风骨。但如今陆遥拥兵自重，既不向朝廷输诚，也不向东海王表示恭顺，如果依旧用士人风骨来解释这举动……未免有些牵强。总不能说此人是祢衡那般的狂生，存心自绝于皇帝和东海王吧？毫无疑问，此举着实桀骜，有观望局势、待价而沽的嫌疑，更有挑衅朝廷和东海王的嫌疑。刘舆在县主面前只道一句“依违于两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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