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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赵昺对于此次风波依然不敢轻忽，江北乃至中原地区自蒙古灭金以来战乱持续了几十年，导致人口锐减，经济严重消退。而移民充边向来是历朝历代解决边防问题的方式，按说江南地少人多，导致生产关系恶化，也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前移人口正好可以填补江北的空缺。
可能有人会说，现代社会江南人口数亿，而土地并没有增加，且工业的发展还侵占了大量的耕地，也没有出现严重的饥荒，粮食产量依然可以满足需求。但是不要忘了，古时候生产力低下，又没有现代的农业技术，缺乏完善的水利设施，粮食产量是很低的，养活一个五口之家需要三十亩地的产出。
移江南之民充实江北之地，从大局来看是为国为民的好事，但是赵昺知道要实现并不容易，否则也不会出现后世朱元璋父子先后动用国家机器实施‘湖广填四川’、‘山西充京畿’的事情发生，而这也是为后世诟病的恶政。
以赵昺所知江南人不喜欢江北，不仅仅是要背井离乡，而是存在着十足的偏见，这当然也是从时人的笔记和野史中看到的，尤其是士人们尤甚。他记的不仅是江南士人，东南沿海的士人都对京城风气颇有意见，他们的私人笔记里充满牢骚。
即便对京师也满是不屑，说北京人懒、贪玩、好吃、偷奸耍滑，只会靠着诈骗宫里钱财或挖前朝财宝一夜暴富，随后迅速败家云云。京城妇女更要忍受南方男人的歧视，被挑出了各种缺陷，不适合给外地公务员当老婆。
京师妇人有五不善：馋也，懒也，刁也，淫也，拙也。与此同时，当然不忘追忆南方，尤其是江南女子：维扬居天地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诸方不能敌也。最让南方人惊讶的，是大都市里数量惊人的闲人乞丐，拿到一点钱就赌博，可以把裤子都输光，下场极惨。最终，他们只得感叹：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
依靠这样的首都市民，国家怎么能长久？这俨然成为了超越地域的共识。运河边的山东士人也发出这等警语：国家建都幽燕，北无郡国之卫，所恃为腹心股肱者，河南、山东、江北及畿内八府之人心耳。其人……一不如意，则轻去其乡；往往一夫作难，千人响应……南方士人力主南迁，一直没有成功过，有一位叫做李塨的大臣南迁未果后，竟痛哭道：天意不使南也，已矣（完了）！
不过赵昺以为明代的移民政策之所以光受江南士人的不满，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科举和经济问题。
科举优势对官僚群体有着直接影响，，虽然明代为了搞好地域平衡，在科举名额的分配上煞费苦心，明初江南人在进士总数中比例不高，在明末则稳定在15%以上，在崇祯时期更在20%-30%之间，这个比例实在是不高，但江南士人在科举中的优势还是无法阻挡。
明初江西士人是科场霸主，到了中期浙江士人后来，到了晚明，南直隶的士人最终登顶。据学者统计，从万历十年至崇祯三年，内阁成员共四十七人，共有三十三人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区，占总人数的七成。
赵昺还听说过一个说法，正是由于明代中期江南士人组阁掌权，才导致了明朝的衰落，直至灭亡。对于此他以为不过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明代江南士大夫的崛起其实只是这个规律的体现罢了。
明朝初期，朱元璋可以利用漕运将江南的财富运到北方，利用科举打压江南士人，使其难以进入权力高层。但是随着明廷对江南经济的依赖越来越重，这种格局终于被打破。
虽说南方人在明代长年受到打击压榨，但到了明朝后期，江南的底气忽然硬了起来。最显著的对比是，开国时期，朝廷可以随意对江南施加重税，漕粮白粮也可劲的往江南人头上加征，到了明末，帝国却很难再从江南予取予求。
要知道，江南人多地少，单位土地可投入的人力大大高于北方，土地产出也悬殊，而江南庞大的工商产业却完全在征收范围之外。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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