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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立刻把话咽了回去，从此再没问过。
王草鱼家跟我太爷家只有一墙之隔，出了门走几步就到了。我奶奶出了家门一边往王草鱼家里走，心里一边寻思，就这么给东南墙角扣上两碗饭也太委屈那些老鼠了。
到了王草鱼家里以后，我奶奶把晚上发生的事简单跟王草鱼家里人说了一遍，随后让他们在院儿里的东南角垒了个小窝棚，形似一个小祠堂，面积也就二尺见方，小祠堂里放上一面牌位、一顶香炉，在牌位上面写上“鼠仙神位”，不但一日三餐供上两碗倒头饭，每到初一十五、逢年过节还要焚香祭拜，一来是让那些老鼠受个香火供奉，二来，也算是回报他们的施粮之恩。
我奶奶回到家里以后也弄了一个同样的小祠堂，每天供奉。如此一来，人鼠相安无事。
我奶奶供奉的这座鼠仙祠堂，一直供奉到六六年文革时期，抄家的时候，让红卫兵给砸了。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前后不间断供奉了将近二十四年，总的说来，那群老鼠占了大便宜。
公元一九四三年秋，全省饥荒基本结束，田里的粮食有了几分收成。
不过，不要问我粮食的种子是从哪儿来的，当时把人都吃了，怎么还能有种子种地呢，这个我真不知道。大饥荒后期，消息被一个叫“白修德”的美国记者传了出去，在国际上造成了舆论，国民政府顶不住舆论压力，被迫从其它省份转来河南一些粮食，或许老百姓们就是用这些粮食种的地吧。（[美]白修德，贾安娜：，第195页：“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这时候，全国战事胶着，进入白热化状态，山脚下的这个小村落也不能幸免地弥散进了战火的硝烟。
这天上午，村里来了一支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日本人，大概也就二十几个人，挑着太阳旗，把全村老少赶到一起训了一通话，每家还发了点粮食和衣服，当时那些日本人手里还拿着糖果发给小孩子。
用我奶奶话说，听别的地方的人说，哪个孩子要是不要糖果，就会被这些日本兵挖眼睛，不过在我们村里没出现这种情况。
从日本人那里领到的粮食被我太爷全家先后吃掉了，那件黄鼠狼皮子一样的军装，被我太爷扔灶膛里当柴禾烧掉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日本人在村南头儿和村东头儿设了两道哨卡，每个哨卡也就四五个人，倒也没骚扰村里的人，就是村民出入村子的时候得接受盘查。不过，村里那些大姑娘小媳妇都不敢出门，出门也要在脸上抹一层锅底灰，生怕被那些日本兵看上。那些天，我奶奶也一直呆在家里不敢出门。
半个月后的某一天夜里，村子南头和东头的哨卡同时响起了枪声，响了大半夜，吓得村民们猫被窝里都不敢露头。
第二天，有些村民到哨卡那里一看，驻守在哨卡里的日本兵全被人打死。有个胆子的村民还在哨卡里捡了个“洋漏儿”，捡到一把日本武士刀。据那人说，那把刀非常锋利，成人胳膊粗细的小树一刀就能砍断，后来在文革时期被人抄走了。
当天下午，一支数百人的国名党军队经过村子进山，同时在村里抢走了少量粮食。
第二天上午，两架日本人的飞机呼啸着从村子上空掠过，从飞机上投下两颗炸弹，一颗落进了一户张姓人家里。这家人世代行医，是村里的赤脚郎中。郎中的父母、老婆全被炸死，仅剩下郎中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男孩的右脚也被弹片击中，右腿残了，无药可救。
这男孩名叫张敬安（真名），现在已经将近八十岁，长大后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拄着单拐给村里人看病，心底很好，对每个人都很好，他至今还活着，还在我们村子里住着，我小时候生病都是他给看的。七、八年前我就听我父母说他得了癌症，快死了。不过，今年夏天的时候我路过他们家门口儿，看见他正跟几个人在树荫里下象棋，癌症病人居然到现在还活着，真是个奇迹！
从他身上，我看了那句话，“好人一生平安”。
日本鬼子的另一颗炸弹，落进了我们家院子里，房子被炸塌了一半，一家人全被闷在了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