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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风尘又走回来。
估计把这个又瘦、又小、又干巴的出家人累得够呛。
日子过得就像党河的水，没有波澜没有喧哗。每天早晨王道士都早早地去巡视那一洞窟的宝贝，越看他越觉得放在他这里不安全，他有责任提醒朝廷。
他直接面对的朝廷就是县衙门，他不只一次地带着尽量多尽量好的“古物”去送给县令，恳请县令往上送，以期引起朝廷的重视。
每一次都跑得筋疲力尽，每一次都跑得灰头土脸。整整七年，从一九○○年到一九○七年，王道士终于感到无奈了，厌倦了，伤心了。
他已记不清楚跑了多少趟衙门，送了多少件“古物”，说了多少乞求重视的话，遭了多少白眼，撞了多少钉子。
王道士又给府里、省里上书报告，能想到的办法他都使了，力尽矣，七年间没有任何一级官吏有任何回答，没有引起任何一级官吏任何重视。
王道士是有名有姓第一位不遗余力奔走呼吁，要求朝廷修缮莫高窟保护藏经洞的人。
王道士是第一位无怨无悔不计任何回报地要求朝廷、要求朝廷赶快把藏经洞中的文物妥善保管妥善安置的人。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闻。
王道士尽力矣，王道士力尽矣。
或许正因为如此，王道士的心思变了。
后来即便当时的当时的政府给予了重视之后，仍然私藏了最后价值的大部分珍贵经卷文物，仅仅用700银元的价格，就卖给了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24箱写本5箱艺术品和570段敦城文献。
其后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又以600两银两，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城文书，而最后仅存的一些珍贵文物，也被王道士出售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莫高窟，用银五百两，再次从王圆箓手中获取经卷约六百件。
斯坦因两次获取藏经洞文物共计万余件。
1914年，俄国奥登堡考察团在莫高窟停驻五个多月，测绘大部分洞窟的平剖面图，临摹绘画数百张，拍摄照片约三千张。
还剥走了一些壁画，拿走多身彩塑，带走莫高窟南北区清理发掘出的各类文物一万余件，加上在敦城当地收购大批文物和各类绘画、经卷文书二百余件，装满了几大车。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至莫高窟，在藏经洞文书已被瓜分殆尽的情况下，用化学胶水剥取壁画二十余幅，以白银七十两，获取盛唐彩塑一尊。
1925年，华尔纳又一次组织考察队至敦城，因敦城民众的反对和官方阻止，大规模盗剥壁画的阴谋才告破灭。
百年前最痛心一幕，至今回溯起来仍令人心痛不已。
一个巨大的中华文明的宝库竟遭如此毒手，令今人望而垂泪。
关于王道士的功过是非，张天元懒得去评述，后人自有分说。
让他叹息的是，那么多属于中国的宝物，却偏偏被他国所得，还恬不知耻地拿出来展览。
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