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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场充分展开以后，朱棣和朱高煦率领燕山系的嫡系精骑以及蒙古鞑官从侧翼展开突破迂回。
套路很简单，但南军那么多名将一开始就是破不了招。
原因就在于不是教练看不透，而是定下了战术，选手也执行不了。
因为想要逮住机动能力强的燕军，以步兵为主的南军就必须在野地里进行迫近决战，那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正面宽度，否则人数太多根本铺不开，数十万人最少也需要十几里的战线。
而摊开战场宽度，就意味着左右两翼会有一翼被燕军精骑迂回突破，继而绕背威胁中军。
这么宽的战场，数十万人挤在一起，全都是临时召集在一起，以前从来没打过配合，甚至大部分战争经验极度匮乏的卫，在极端拉胯的通讯条件下，一旦被燕军精锐绕背，前面又攻不破燕军主力军阵，那就必然会发生崩溃。
真定、郑村坝全都是这么打的。
后来白沟河之战的时候，李景隆苦思冥想，想出了对策，那就是让松潘精骑等少数精锐骑兵，同样对燕军进行绕背，这就直接导致了白沟河之战鏖战到最艰苦时刻的时候，负责后方的大宁系元气大伤，不少中高层将领都重伤或阵亡，也正是因为大宁系咬牙挺住了，才让朱棣和朱高煦捅了李景隆的中军，继而取得了战役胜利。
一切战术转换家，看起来很简单不是？但在冷兵器时代，能够组织和协调一支数万人的部队在战场上脱离后方进行战术迂回穿插，那真的是顶级名将才能够做到的事情，而能执行的部队，也寥寥无几，必须有长年累月的配合和实战训练，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至于靖难后期，燕军的套路确实基本失效了。
这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随着战争进程的加速，大量的南军部队完成了大浪淘沙的过程，彼此之间配合程度提高了，或者说不会跟友军配合的，基本都自然淘汰了；第二个原因则是燕军从战略防御转向了战略进攻，后期都是燕军主动出击，南军处于防御状态，因此不需要太过宽大的正面来包围燕军（也没有那么多兵力进行两翼包围作战了），战线缩短的同时，也开始用车阵和火器部队来应对骑兵的迂回，防御效果很好。
无论是德州还是藁城、夹河，燕军的骑兵迂回都没讨到什么便宜，甚至好几次撞得头破血流，折损了多名大将。
到了建文四年淝河之战的时候，燕军猛将王真与白义、刘江各率精骑进行远距离机动，结果中了平安的圈套，援兵被南军死死地挡在外面，王真等人被重重围困，其人大呼“我义不死敌手”，自杀身亡。
王真的死亡，意味着燕军的战术对于铁了心缩龟壳里当王八的南军已经基本无效了，反而成了进去多少送多少，直接把包括朱棣在内的燕军全体将领信心都给打没了。
当时诸将都劝朱棣退兵，因为深入敌后后勤补给线随时可能被断，大军粮草马上告罄，而且现在野战也啃不动南军了，再不撤没准就要全军崩溃，是朱能按剑而起，说“汉高祖十战九败，最终却能夺得天下，而今我们连连得胜，岂能小有挫折便退兵而回，再向他人称臣”给硬劝回来的。
朱能向朱棣保证，一定能迭代战术想出破解办法，朱棣这才厉声叱责，诸将也都不敢再言。
后来朱能果然改了战术，靠着“火器+重步兵”正面硬碰硬击败了平安所部银牌军，又击败前来救援都督陈晖，这才有了后来的灵璧决战这也是为何燕军骑兵将领们明明都瞧不起火器，但真就没几个反对使用火器的缘故。
两字，真香！
五个字，谁用谁知道！
回溯历史，放眼当下，谁都知道想要打胜仗，卫所制肯定是不行了。
没了卫所制怎么办？
“故此，五军都督府暂拟决定更改国朝部分军制，在中枢建立京营三大营制度，在边疆设立挂印总兵官制度，内地则依旧保持卫所制不变。”
总兵官制度倒是没有出乎意料，因为这已经是默认的现行制度了。
宁夏总兵官宁远侯何福、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辽东总兵官保定侯孟善
在洪武朝时期，除了塞王们负责镇守边疆，老朱就经常派遣勋贵武臣去非塞王驻防的区域坐镇，而到了眼下的永乐朝时期，为了取代塞王守边的制度，也形成了各关键地区由镇守总兵官负责统筹军备的情况名义上总兵官是临时差遣，但实际上就是长期职务，统领整个地区内的所有卫所兵，纸面上规定的“平时兵将分离、战后散归卫所”在执行中已经被打破了。
故此，勋贵武臣们其实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京营三大营。
京营一旦组建，那就一定是所谓的禁军，是整个明军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过去不是没有这个提议，但老朱怕如五代故事，又整出来一个“点检作天子”的事情来，是不允许组建类似五代殿前司这种性质的京营的。
但京师周围的好几十个卫，确实有一点跟其他卫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共用训练场地。
《大明会典》载“国朝京营之制，主训练在京官军……国初立大小教场，以练五军（非五军营，指的是五军都督府下属）将士。”
但也仅此而已了。
而一直到建文四年，燕军大军南下的时候，建文帝还只是让魏国公徐辉祖领京师诸卫援山东，跟京营这种同一的指挥、训练、参谋、后勤单位是有巨大差异的。
靖难之役结束后，朱棣将最亲信的燕军主力留在南京，而以北平、大宁的部分部队回去驻防，还是没有统一的京营。
事实上在姜星火前世，是永乐六年的时候调集的内外马步军八万人北巡北京，全军分驾前军和五军，永乐七年因为丘福在漠北全军覆没，朱棣无帅可用必须亲自北征，所以又抽调各都司兵马共八万五千人赴京从征，加起来十六、十七万人，组成了北征大军也就是京营，出征军中督率左右哨、掖的总兵官，就是率外地军赶赴北京的各地镇守总兵官。
譬如何福后继任的宁夏总兵官陈懋，史书上就记载“十一年冬还镇，十二年春，上复亲征，公仍将左军，明年还镇。二十年春，上复北征，公率所部兵以从，还京”。
第二次北征结束后，外地军队也是解散还乡的，所以第三次北征需要再度调兵将入京，而后三次北征连年发动，绝大部分外地军未曾遣返，在京师保持着出征时的五军营编制，继而形成了京营三大营的班底。
而之所以说京营三大营“成于永乐、定于仁宣”，就是因为前两次北征后，各部队解散还卫，连驾前精锐部队也未保留，但后三次北征在三年中连续发动，军队常驻北京，来不及解散还卫，而随着朱棣死于榆木川，仁宣在一年内接连登基，内忧外患俱在，为了抓住这支能征善战的主力野战部队的军权，把京营三大营定下来，也就成了理所当然之事。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明太宗实录》里面如果不是战斗，就肯定没有三大营的名字出现，而以后的实录则是频繁出现，就是说京营三大营开始变为常设机构了，而从宣德元年开始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共八万人到北京操演，这些外地精兵就这么留在了北京，其实就是把原来从外地抽调加入北征大军的部队制度化了。
“那京营三大营？”
这时候没等朱能回答，朱棣淡淡开口说道：“按靖难旧制。”
短短五个字，算是给会议定调了，也打破了洪武勋贵们仅存的一丝希冀。
什么是靖难旧制？说白了就是燕军旧有的军事制度。
而这个所谓的“旧”，仔细追溯的话，其实也就是四五年的事情，一开始是北平被围城，朱棣千里奔袭大宁，收编了大宁系的军队，然后重新编组，当时命张玉统领中军，郑亨、何寿充中军左、右副将，朱能统领左军，朱荣、李睿充左军左、右副将用的是前后左右中的五军制度，其实就是五军都督府那套。
而后来随着战争进程的加速，兵员开始了大规模换血，制度也开始了调整。
之前说过，燕军在靖难前中期取胜，依靠的就是精锐骑兵的迂回，这个由朱棣和朱高煦统帅的精锐骑兵也是有名号的，全程叫做“大纛下三千小鞑子营”，这是最初的名号，嗯，就是后来的三千营.实际上靖难之役打到中期，编制就膨胀的厉害，已经远不止三千人了，这里面一部分人就成了现在的忠义卫。
虽然说出来不太好听，但实际上由于北方胡化严重，燕军真正干长距离迂回这种刀口舔血工作的，基本都是内附和汉化的鞑官，当然了，其中也有部分燕地汉儿，但客观来讲，蒙古鞑官占多数，这也是为什么建文朝的文臣在战争中总是宣传“再一次蒙古南侵”的论调的根本原因。
不过精锐骑兵确实是蒙古人比例高，但除此之外，燕军百分之七八十还是汉人的，跟安史之乱的那个燕军性质还不太一样。
除了三千营，就是主力五军营，以及负责斥候的哨马营。
建文四年燕军进入南京，论靖难战功时，就把燕军分成了五军营、三千营、哨马营、守城及其他杂类，三大营算是初见端倪了。
至于三大营的变革，在姜星火前世，朱棣第一次北征的时候，是用的三千营、哨马营和五军哨掖的体制，与靖难体制基本一致，算是完全承袭，只不过把五军营的改成了更利于指挥的中军、哨、掖；到了第二次北征的时候，就复杂了一些，全军分为随驾三千营、神机铳手、大旗大营马队并哨马官军、围子手、幼官幼军与旗鼓手、五军马步官军、传令营、舍人以及其他后勤、配属官军，编制很庞杂，而柳升带领的神机铳手，正是在第二次北征的忽兰忽失温之战中大放异彩，才给了后来神机营单独成立制造了机会；第三次北征则是记载的清楚，“时营阵，大营居中，营外分驻五军，连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总之。步军居内，骑卒居外，神机营在骑卒之外，神机营外有长围，各周二十里”，正式有了神机营、五军营、三千营这三大营。
果然，既然有姜星火这个穿越者，那就不用这么慢慢摸索了，这次算是一步到位了。
“京营，设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为三大营。”
“第一版制度，三千营编制员额四个卫，神机营编制员额两个卫，五军营编制员额三十个卫，共计三十六卫，二十万一千六百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