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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至于决定，那是主帅的事，总参在此应该全面分析，这也是在总参筹备之前右相就特别交代过的。
因此他决定把话说完，继续道：“米仓道以越米仓山而得名。自南郑向南循山岭经喜神坝、渡巴峪关，越山岭之后沿南江河谷至巴中，是为米仓道。由兴元入三巴，此为捷径。建安二十年，曹操讨张鲁，张鲁即由米仓道南逃巴中。曹操击降张鲁后，留夏侯渊督张邰、徐晃等将屯兴元。夏侯渊曾遣张郃率军由米仓道入争巴中，进军至宕渠，被张飞击还。”
李曜其实还知道蒙古蒙哥汗八年时，蒙哥曾亲自率军攻南宋巴蜀上游，主力由金牛道趋剑阁，另遣宗王木哥率偏师由米仓道趋巴中。不过这事郭崇韬他们自然不知，算不得例子，便问道：“对这两条道，总参可有对比？”
“自然是有的。”郭崇韬道：“就兴元与巴蜀的关系而言，因巴蜀的重心在成都，故自金牛道进军要比米仓道捷近；若是南北对峙之际，巴蜀与东南相连，则由米仓道进军，入三巴，趋渝州，可威胁巴蜀与东南之交通线。”
他微微一顿，见李曜未予补充，才继续道：“总参以为，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兴元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兴元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兴元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这一点，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兴元地区经营的得失及其影响，即可看出兴元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说到蜀汉，当初穿越前玩了无数代三国游戏的李曜觉得自己颇有发言权，再说三国类的书比较多，他读得也相对透彻一点，便打算也趁机展现一下自己这个总参谋长的实力，于是点头道：“不错，当初刘备初定益州，曹操即率大军入兴元讨张鲁。刘备部属黄权恐曹操趁势侵蜀，对刘备说：‘若失兴元，则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曹操击降张鲁，略定兴元。司马懿建议曹操乘势取蜀，曹操未从，留兵屯守兴元，自回北方。蜀汉法正建议刘备攻取兴元时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兴元，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必可克也；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
李曜说到此处，微微一笑，分析道：“按黄权、法正的看法，取兴元是一举数利之事。若能取得兴元，今后无论是进取天下，还是退保益州，都是一种有利的形势。刘备以为有理，遂引军北争兴元。其间，刘备驰书留守成都的诸葛亮请兵增援。诸葛亮问从事杨洪，杨洪回答说：‘兴元，蜀之咽喉，存亡之机，若无兴元，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建议火速发兵增援。此后刘备击斩夏侯渊，夺占兴元；曹操引军来援，不利而退，刘备遂据有兴元。至此，三国鼎立局面形成。”
他微微一叹，接着道：“蜀汉一直重戍兴元，以保益州。其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兴元。魏将曹真、曹爽等先后引兵来攻，均为蜀汉扼险所拒。诸葛亮矢志北伐，亲自坐镇兴元，把兴元建为北伐的前进之基。
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蜀汉军事。蒋琬屯兴元，一度设想多作舟船，欲乘汉沔东下，袭魏兴、上庸，以规中原。不过蒋琬后来徙屯涪城……其间，曹爽、夏侯玄率军自骆谷入攻兴元。时蜀汉兴元守兵不足三万，诸将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城援兵，赖蜀将王平全力主张，据守兴势城，扼险以拒之。汉主也遣费祎率军驰救，魏军失利而退。是后，费祎复屯兴元。
姜维主持蜀汉军事时，对兴元之防务作了变动。此前，蜀汉对于兴元的防御方略主要是靠置立军事据点，扼守险要，控制秦岭诸谷道，拒其出口，使敌不得出险。姜维改变防御战略，撤去诸围守兵，聚屯汉、乐二城，坚壁清野，试图纵敌入平地，待敌兵疲粮乏之际，再击其惰归。这一变动后来被证明是一种失策。若姜维专守兴元，那么，以姜维的战术才能，此策倒不失为一种积极的防御方案，它实际上是将蜀汉攻关中时‘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的不利形势交给魏军来承受。但姜维对魏用兵的重点却远在陇西，这样一来，其撤掉扼秦岭谷口的诸围守兵便实在是一种失策。后来，姜维避祸，屯田沓中，兴元方面的防御仍未调整过来，这便铸成了致命的错误。”
李曜微微摇头，似是惋惜，似是庆幸，说道：“其后司马昭灭蜀的战略布署便是充分利用了姜维的这些错误。司马昭的伐蜀方略是：‘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兴元。以刘禅之闇，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曹魏伐蜀之战基本上是按这一构想展开的。邓艾、诸葛绪等将在陇西牵制姜维，断其归路；钟会率大军穿越秦岭诸谷道直趋兴元。钟会大军能够顺利穿越秦岭诸谷道，坦行至兴元，便得益于姜维自弃险要。钟会至兴元后，迅速越阳平关而趋剑阁。姜维这时倒是表现出了他颇为不错的战术才能，摆脱牵绊，迅速回军，退守剑阁，以拒钟会大军。钟会大军被拒剑阁险要之外，一时无计可施；只是未曾料到邓艾却出其不意，偷渡阴平道，出姜维军后，直趋成都。姜维回救不及，后主刘禅投降，蜀汉灭亡。”
李曜啧啧两声，道：“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兴元经营的得失，的确可看出兴元地区对于南方的重要程度。兴元对于蜀汉来说可谓存亡攸关。蜀汉立国巴蜀，军事重心却尽在兴元。以守而言，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兴元；以攻而言，兴元又是蜀汉北伐的前进基地。若兴元不守，则巴蜀门户洞开，蜀汉几不可以立国。所以黄权把曹操取兴元比作‘割蜀人股臂’、杨洪则强调‘若失兴元，则无蜀矣！’自姜维改变北伐的战略重点，又改变兴元的防御方略，蜀汉之国防遂出现严重缺陷；曹魏灭蜀则及时地利用了这种缺陷。”他微微一顿，接着总结了两句：“姜维在兴元防御的失策还影响到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蜀失兴元开启蜀汉灭亡之机，而蜀的灭亡又开启了王濬在巴蜀经营水师图孙吴上游机会。”
众人显然未曾料到李曜对三国这段历史知道得如此详细——唐朝尚无《三国演义》，众人虽也可能读过“寿志裴注”，但显然很少会有人精研这一时期，毕竟后世人人俱知三国，主要是因为《三国演义》，由因为三国演义而出现了许多游戏作品而来。因此，李曜将这段历史细细一阵分析，便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心中暗道：“难怪右相历来神算，以如此渊博之学识，又自创‘战略科’、‘战术科’等新学，能不神算？”
李曜以插嘴，连李巨川也有了兴趣，笑道：“右相总结得极是，某经这一提示也想起来了，南北朝对峙之结束，似乎差不多是循着同样的顺序。尽管北朝经历了从西魏到北周再到隋的嬗代，但北方进取南方的战略是连贯的。西魏宇文泰乘梁之弊，遣达奚武入南郑，夺南朝兴元之地；后又趁萧纪内乱，遣尉迟迥入川，夺南朝益州之地。这样，在隋灭陈之战中，才有了杨素率益州水师东下图陈上游的局面。”
李曜微微点头，他知道这的确是一条颇为有效的大战略，当初蒙古蒙哥汗时期，蒙古攻宋，也将用兵重点放在上游，试图由兴元入蜀，然后出三峡顺江而下。不过这个战略因为蒙哥的意外死亡而中断了。
郭崇韬颇有争胜之心，李曜插嘴他说不上什么，但李巨川插言一句，甚至得到右相点头认可，他就觉得自己不能再任风头被旁人压下了，当下抢着道：“兴元的得失对南北分合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深远，主要还是在于它在南北地理大势中的地位。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南方真正的上游应该说，便在兴元地区。”
这话果然有用，李曜的目光立刻朝他投来。
郭崇韬找回解说权，自觉又成了主角，振奋精神，道：“史上南北对峙之时，南方政治重心常在东南。巴蜀地区据长江上游，荆襄地区据其次。东南政权常藉巴蜀以屏护上游，但由于巴蜀与东南相距遥远，加上三峡地区地形之险，巴蜀地区常脱离东南，这时荆襄地区的上游之势便显得格外重要。东南无巴蜀犹可立国，无荆襄则断不可立国。巴蜀和荆襄在江南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这一说，李曜能够理解，要不然的话，杨行密拿下鄂州之后，就不该息兵，而应该直接朔江而上，去跟王建死磕了。
郭崇韬不知李曜想法，还在继续解说：“巴蜀和荆襄在江南都居上游之势，而兴元则对巴蜀和荆襄同时拥有上游之势。兴元对巴蜀的上游之势缘于地势，兴元对荆襄的上游之势则缘于汉水。汉水连贯兴元与荆襄，兴元居其上游。苏秦族弟苏代在策划合纵时，曾谈到秦自兴元下汉水击楚郢鄢之地的便利：‘兴元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东南王朝无论是恃巴蜀还是恃荆襄作为上游屏障，都须藉兴元以作进一步的巩固。所以说南方真正的上游是在兴元地区。”
这一说法李曜还真第一次听，他下意识看了其余众人一眼，却见除了总参的一批军官之外，别说兵部诸人，便是李袭吉甚至李巨川都陷入思索当中，他顿时心中欢喜：总参果然是有用的啊……
郭崇韬也见了，下意识面露微笑。
因为郭崇韬老说南北对峙，李曜这时却忽然联想起南宋来。他发现真正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从全局的角度认识到兴元的地位并加以经营的，当数南宋张浚。南宋初，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宋高宗赵构“巡幸”之所的选择。当时，金兵攻势正盛。金兵南下，常起三路：东越山东而趋江淮，西越山西而攻关中，中路越中原而趋荆襄。兴元、陇西尚处二线，巴蜀则是大后方。南宋君臣们所要做的是既能暂避金兵之锋锐，又能保持一种不失时机地进行反攻的态势。大臣们建议巡幸建康、武昌、巴蜀、关中的都有。张浚建议巡幸兴元。他上疏宋高宗说：“兴元形胜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南宋在关中之军)，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积粟理财，以待巡幸。”
张浚对兴元的经营规划充分利用了兴元与周围地区的关系。兴元的地理位置，既背靠巴蜀大后方，又能左右伸缩，联络陇西、荆襄，流通战争资源，呼应关中、中原等前线地区的战事。这样，兴元在南方的上游地区实居枢纽性的地位。张浚之议虽未被采纳，不过，由于张浚对兴元的经营，南宋以川陕、荆襄、江淮呼应作战的一字长蛇之势却得以形成。
郭崇韬心中得意，继续道：“兴元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汉水与长江连通，使得兴元与整个长江流域都联系起来了。立都建康的刘宋能与北魏远争陇西，靠的便是汉水的这种连通作用。西汉水河谷低地则提供了一条由兴元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这样，兴元地区东四伸展的限度是东起吴越，西达陇西。
陇西地势较高，渭水、西汉水和白龙江等河流发源于这里。渭水东流，经关中注入黄河；白龙江南流入川，注入长江；西汉水东下经兴元，汇入嘉陵江。它们穿切高原地带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自陇西通向关中、巴蜀和兴元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巴蜀二地。自关中、巴蜀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巴蜀却较易。自兴元穿越秦岭谷道较艰险，而自兴元溯西汉水河谷低地以趋陇西却相对较为平易。这就给兴元、关陇，一带的角逐者提供了一个布势上的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
诸葛亮北伐，多出祁山，正是出于这种思路。他认为魏延出子午谷道的建议太冒险，不如出陇西‘安从坦途，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诸葛亮北伐多出陇西实是一种可进可退的战略。这种做法，从策略上讲，是避难就易，越秦岭谷道较难而趋陇上却较易。出兵攻陇西，顺利的话，可占据陇西，取得陇西的地理优势。陇西对关中的地理优势，可用以进取，为日后进一步北伐创造有利条件；陇西对巴蜀的地理优势，则可用于防守，翼蔽自陇入蜀之道，确保蜀汉国防上的完整稳固。这是诸葛亮北伐多出兵陇西的现实目的，也是自兴元向陇西伸展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李曜心中一惊，下意识皱眉道：“那是不是说，王建北上争兴元，乃是有意趁我等与李茂贞鹬蚌相争之际，谋夺凤翔，继而出兵陇西，完成当年诸葛亮之布局？”
“不错，若王建身边有能人，那么此举正有这种可能。”郭崇韬见李曜反应如此之快，越是兴奋，道：“利用兴元与陇西的这种伸展关系以期在川、陕之间取得一种有利的态势，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刘宋和北魏对仇池氐人的争取或者说是争夺。”
李曜对这段历史不大熟悉，但此时不是表示谦虚大度的时候，于是只是微微点头，示意郭崇韬继续。
郭崇韬便道：“南北朝初期，仇池氐人成为陇西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南北双方都试图争取这支势力。当时，北魏已灭赫连夏，势力深入关中；刘宋则恃梁——即今日兴元——益二州为上游屏障。仇池就这样夹在南北双方之间。
仇池氐人以自己距双方都很遥远，遂在南北之间两相依违，同时接受双方册封，时机有利就发动侵扰性战争。南北双方也试图利用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鼓励氐人攻击对方的战略要地，以期打开南北双方在秦岭—带的僵局。
通常，仇池氐人攻刘宋时，往往得到北魏的支持；攻北魏时，往往得到刘宋的支持。仇池攻刘宋，或自阴平袭扰益州，或下兴元以扰梁州；攻北魏则袭上邽(今甘肃大水)。这都涉及到了南北双方利害攸关的地区。刘宋失益州，则失上游之势；北魏失上邽，则关中形势将趋不利。”
郭崇韬说到此处，李曜心中便微微摇头，暗道：“这仇池氐人只怕下场不妙。”
果然郭崇韬接着便道：“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终于将刘宋和北魏卷入了直接交兵。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二年，刘宋发荆、雍(侨立于襄阳)二州之兵，会合梁、秦二州之军，山兴元进攻仇池。氐王杨难当不敌，逃奔上邽，宋军占领仇池。
北魏迎杨难当至平城。同年七月，北魏宣称为杨难当报仇，发军会攻仇池。次年二月，宋军被魏军击败，余众退还兴元。北魏占领仇池。此后数年间，刘宋还试图夺回仇池，但都未能成功。北魏据仇池，完整控制陇西，南朝西部形势渐趋不利。”
随着郭崇韬的解说，李曜也盯着沙盘自己开始分析起来：若由兴元地区向东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及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成为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换句话说，东部势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些险要阻击川、陕势力的东出。比如战国初，魏立都安邑，控崤函之险，秦即被遏关中，不得东出。金迁汴京后，扼潼关、守黄河，蒙古亦不得规中原。三峡方面，孙吴和陈都曾扼西陵峡险要以阻击益州之师的东出。
他的目光微微移动一点，则思索着另一个情况：大巴山脉和秦岭分别向南、北包转，形成三峡和崤函险要，而在大巴山和秦岭巴之间，汉水东流，出秦、巴山地之后，到达南阳盆地。这里却是一片可以纵横四出的开阔地：可以北上三川河谷，可以东出中原，可以南下两湖。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潼关或三峡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兴元从侧翼打开僵局。
不过若说自兴元东出、从侧翼打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他倒是知道——那必须是蒙古灭金之战。
金迁都汴梁后，遣重兵扼潼关，守黄河，企图作最后的顽抗。金人恃险筑边堡城池以御蒙古；蒙古军的优势在其骑兵野战，而视攻城为畏途。成吉思汗此前曾指示伐金方略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灭掉西夏，兵锋直指金国。窝阔台汗三年，蒙古开始筹划灭金。拖雷献计，述成吉思汗遗意：“金主迁汴，二十年矣，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耳！若出宝鸡，道兴元，不一月，可抵唐、邓。余人失险，首尾不相顾，我取之如探囊底物矣。”窝阔台大喜，遂定下假道于宋以袭金侧背之策。
于是这年六月，拖雷率骑兵三万，入大散关，连破凤州、洋州、兴元，然后，浮汉水而下，取金州、房州，将出南阳。果如成吉思汗所料，金主闻蒙古兵自兴元东出，急调潼关守兵步骑十五万南下，屯唐、邓之间。这年十二月底，蒙古军在邓州附近的禹山击败金军。拖雷留军一部牵制退守邓州的金军，自率主力北进，直趋汴京。金军闻拖雷军主力北上，亦悉数往汴京靠拢。潼关一带的金兵南调，蒙古军主力趁机自河中渡过黄河，与拖雷军会合，在禹州西南之三峰山围歼这支金军。次年三月，蒙古军围攻汴京。金被迫迁都蔡州。窝阔台汗六年，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亡。
而南方三峡方面的形势也是一样。自兴元下汉水可以配合自巴蜀东出，打开三峡正面僵局。战国时秦胁楚、攻楚便利用了这一态势。楚立都于郢，西守江关以扼秦军自三峡东出之路。秦已先击灭蜀国，占有巴蜀，又攻取楚兴元六百里地，置为兴元郡。这两个地区遂成了秦胁楚、攻楚的前进基地。苏代策划合纵时，曾向楚王指出过秦由此二地击楚郢鄢重心的便利：“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兴元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这是自兴元下汉水与自巴蜀出长江配合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种态势。
李曜本意此次只是考校一下总参谋部筹划至今究竟有多少能耐，却想不到，竟然引出这一番思考。他心中难得地加速跳了几跳：原来拿下兴元，自己对山南东道乃至荆襄的影响力也能大增，一旦情况允许，甚至可以从兴元出兵……
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若从河北、潼关、兴元三路出兵，再配合山东王师范，岂不是可以给朱温来个四面合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