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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各路反贼才可说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有了极其广大的纵深活动空间。
河南是大明朝的腹心，四战之地，此地明廷根本没有多少军队。仅仅在一个月之内，反贼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南西部各县，接着又冲向接境的湖广、安徽和四川。对明廷来说，原先的局部问题从此变成了腹心大患。
其根本原因，便是河南穷，太穷了。这个曾经是华夏文明源头的所在，广袤的中原大地，由于连年大旱，黄河肆虐，蝗灾频频，早就已经是迹近人间鬼蜮。
崇祯六年底，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中言道：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而在这样的大荒之年，明廷不但不加赈济，反而“加之以诛求，重之以供应，责之以兵粮、器械、米豆、刍茭，悉索敝赋以应河北之求。而且正赋之外，有加派焉，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计禄。……旧额未完，新饷已催；新征甫毕，旧逋又下；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朴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
河南早就是饥民遍地，流寇四起，而闯贼献贼这些反贼一进入河南，立刻就得到了整个中原大地的蜂起响应。大量的流民流寇加入反贼之中，使得反贼在崇祯五年六年几次官兵大的围剿中损失的力量重新补充回来，而且得到了极大的增长。
河南一地，从贼者不知凡几。反贼进入河南以后，兵分两路，横行狼、一斗谷、扫地王、满天星等八营部众十余万西入武关，山阳、镇安、商南同日陷落。接着北上雒南，向陕西布政使司西安府挺进。对剿匪负有重任的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大为震惊，连忙檄调郃阳，韩城驻军迎头堵截。这路起义军遂掉头南下，于崇祯七年正月十五日攻克洵阳、紫阳，平利、白河也相继被攻克。洪承畴大军赶到时，此路义军已南下四川。
另一路起义军包括高迎祥、李自成、马守应、张献忠等部，进入了卢氏山区。此地“崇山造天，牙距趾错”，形势非常险要。此地原来就有一批由于丧失了土地，被迫违抗朝廷禁令私自开矿为生的百姓，他们被官府斥之为“矿盗”。反贼到达之后，矿徒们群起响应，充当向导，加入反贼，领着逆贼由山间小路直抵内乡，然后经邓州、淅水南下湖广的郧阳、襄阳地区。崇祯六年十二月下旬到七年正月，这路起义军连破郧西、上津、房县、保康诸县。
“直走空虚无人之地，捷若风雨之至。”郧阳抚治蒋允仪“束手无策，上书请死而已。”
中原腹心一片糜烂，朝中大臣认为，流寇之所以能“流突无定”，乃是因为“各镇、抚事权不一，互相观望。宜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诸道兵讨贼”。崇祯皇帝便以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而这个职位的设立，也表明了反贼的力量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增长。
崇祯七年的上半年，反贼主力集中在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入川的义军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由豫西和湖广郧阳西入陕西兴安，他们在遭到明军的阻击以后，向南折入四川；另一部分是从湖广郧阳地区，经长江北岸的大山区入川。后一部分于二月二十一日攻克夔州府，打开了川的门户。明廷赶紧调军防范阻击，是故反贼的活动区域被堵截在川东川北的山区之中，此地层峦起伏，多是深山老林，粮食产出极少，无法解决大队人马的粮食供应。是以，这路反贼不久又分道出川，一部分东返湖广，大部分北上陕西。如此，随着大明朝廷重兵集结于河南、湖广，反贼的的主力又回到了其发源地陕西。崇祯七年春，陈奇瑜以五省军务总督之身份，檄调各路官军齐集于河南陕州，然后移师南下，向湖广均县、竹山一带进剿。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受到官军的压迫，向西进入陕西。陈奇瑜连续在河南、湖广打了几次胜仗，心中骄横已起，便穷追不舍，打算一举消灭反贼。反贼打走到汉中栈道地区时，误入险地，此地山高路陡，百姓稀少，山民彪悍，所有出口都被明军把守得严严密密，又碰上阴雨连下七十多天，“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数日不能一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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