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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其中的乱民，一旦发现不对就只能用粗暴的方式来杜绝隐患，但这也往往导致了更为激烈的冲突。
这么大的乱子，朝廷肯定要在事后追究责任，但这个锅肯定不能由最高决策者来背，那就只能清算各级地方官府抗清不力的罪责了。
原本这个背锅的人选应当是制定应对策略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但这位杨大人又岂肯自行背锅，便上书启奏了地方各级官府和明军的五大罪状。
一是守边失机，二是残破城邑，三是失陷藩封，四是失亡主帅，五是拥兵观望。于是经过他一番巧妙的推脱甩锅操作，崇祯下旨处理了一大批替罪羊。
这其中包括了蓟镇总监中官郑希诏，分监中官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巡抚倪宠，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及其副将以下至州县有司，包括那位一心想在德州设立防线阻击清军的山东巡抚颜继祖，共计三十六名官员以死罪论处。至于被贬被削的官员，数目更是几倍于此，可谓是一场官场巨震。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原本历史上在这场战事中不幸战死的兵部侍郎卢象升，倒是侥幸活了下来。这客观上也得益于海汉早先向其提供的一些武器装备，其中的二十门火炮帮助卢象升在最后关头守住了贾庄，击退了清军的围攻。只是他上面还有杨嗣昌这个家伙压着，免不了也被硬塞了轻敌畏战一类的罪名，如果不是有实打实的几百颗清军人头抵罪，那他的兵部侍郎职位估计也会被贬了。
处置了这么多的官员，但朝堂上真正的决策者却毫发无损，这就相当于是在诏告天下，输掉战争的是各级地方文武官员，而不是朱家统治下的大明。
而这一口气腾出来的几十个高级官位，自然也是引来了许多人的觊觎，围绕这些官位所展开的勾心斗角和利益交换，让整个朝廷的注意力根本就没有放到本可以左右局势的海汉身上。
没有人敢在朝堂上提及为何当初清军入侵，大明不及时向海汉请求支援，如果海汉能像救助朝鲜那样派出军队入明作战，那么依托京畿地区的纵深防御带，也未必就不能把清军挡在京城以北的山区。
如果追究此事，那就是在打崇祯的脸，因为当初否决对外寻求援助的人，正是崇祯皇帝。但实际上在长达半年的交战中，明军为数不多打得比较像样的战斗，参战部队几乎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海汉出产的武器。
特别是侥幸在巨鹿贾庄逃过清军围攻的卢象升部，所装备的二十门海汉火炮和四百支海汉出产的火枪，在与清军的交战中发挥出了相当不错的作战效能，让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清军最后不得不主动放弃了对贾庄的围攻。
这样的战绩虽然没能在战后得到朝廷的公开嘉奖，但像卢象升这样的亲历者又岂能不知自己击退清军的秘诀是什么。所以在清军退兵之后，他也上书朝廷，建议让兵部联系海汉，大批购入海汉武器，并聘请海汉军官操训明军，以演练更为先进的火器战术。
然而兵部尚书杨嗣昌却明确反对卢象升的提议，他的理由是海汉虽然是名义上的军事盟友，但如今却公然占领着大明多处领土，而且丝毫没有要将这些地区的控制权归还大明的打算。此外海汉还别具用心地裹挟了安南、朝鲜这些传统的大明藩属国，让这些小国脱离大明的藩属体系，实在是有损天国上朝的权威。
而对于卢象升一直大力推荐的海汉武器，杨嗣昌也声称完全可以让工部的军器局、兵杖局、火药局等部门对海汉枪炮进行仿制，而无需在军费紧张的状况下还动用巨额钱财去购入海汉武器，卢象升坚持要购买海汉所产武器，恐怕是要从中收受好处云云。
崇祯一琢磨，似乎也的确是这个道理，如今国库空虚，要购买昂贵的海汉武器，那恐怕又得向民间加征赋税，但既然这些武器能仿制，那我何必还要花高价买。至于卢象升的建议到底是发自肺腑还是为了私利，崇祯也懒得去琢磨真相，他只希望能够尽快让大明的边防部队都装备上更好的武器，将北方的恶邻堵在国境之外，这样才能有时间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崇祯与杨嗣昌都是不懂兵工技术之人，又没有亲自上过战场见识海汉武器的作战威力，所知的一切都是来自于各种书面和口头汇报，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就见鬼了。更何况杨嗣昌此人私心颇重，一心要打压卢象升，以免被他拿了战功之后顶掉自己的位置，又岂肯让朝廷动用资源去提升卢象升麾下部队的战斗力。
于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卢象升的提议也完全没能获得朝廷的重视，倒是杨嗣昌提出的加征练饷方案，没费什么周折就获得了崇祯的首肯。
杨嗣昌建议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辽东、蓟镇，及保定、畿辅、山东、河北各镇，由各总镇、巡抚、总兵分练精兵，东西策应，闻警即至。至于所需的军费，就通过增加民间赋税来获得。
于是原本就要加征辽饷、剿饷的地方，如今又得再增加一道练饷，全国为此要向民间多征收七百三十万两白银，而几种加征的战争赋税算在一起，竟然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万两。这让无数原本就已十分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特别是中原农民军活动频繁的地区，有更多的民众会因为无法负担这些饷银而被迫加入到造反的队伍中。
当然这些长远的弊端暂时还未显现出来，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会意识到这样压榨民间的后果。但朝堂上的看法是要不顾一切先挡住清军的年年入侵，再来慢慢解决内部矛盾，所以也根本没人能说服崇祯优先考虑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危害。